屠春的博客 http://tuchun.blshe.com/

Robert Frank and his wife, June Leaf (right), at the opening of the Pingyao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 in Pingyao, China. Photograph by Edward Keating.2007  

Robert Frank’s Unsentimental Journey

无情之旅 by  Charlie LeDuff

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相传地球上最后一个有能力在取景器后发现一个新世界的人类，在中国的一个小门脸饮下了一碗变质的汤后，差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身边甚至都没有一台相机。

当时的他看上去就像来自康定斯基笔下的人物，勉强靠着墙壁和板凳稳住身形，面色铁青，四肢颤抖。这本是一张不错的，安静的画面：一个垂死的人和一碗汤。这是弗兰克会喜欢的，当时的光影也恰到好处。

这个小餐馆位于一个古老的城市——平遥里一家孔子庙的背后，这个城市在北京城西南450公里的地方，罗伯特•弗兰克当时受邀参加当地的摄影节。这座有着两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城市，用四周的青砖，驼马，煤矿和雕花的棱围出了一个摄影的梦。如此之多的摄影师接踵摩肩而来，以拍摄一个摄影师拍摄另一个摄影师拍摄另一个摄影师拍摄另一个摄影师拍摄作品的作品为乐，而没有人去在意这样一个桌边垂死的老者。

在那碗汤还没有端上来的时候，弗兰克看上去就已经不太正常了。他看上去有些呆滞，衣冠不整，倦容满面，甚至眼睛都有些睁不开的样子。一副还在梦中与周公卿卿我我的样子。他头上戴的邓肯甜甜圈店里的帽子就好像一只趴在高速公路上的死猫。衬衫的扣子扣错了，鞋带也是散开的，他的裤子就像是他忠实的老友，估计有好一阵子都没有换了吧。他到中国来一路都是这条裤子，烟囱样式的喇叭裤，蓝色的绑腿——我甚至还给这条裤子起了个名字：比利。弗兰克很喜欢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很平静的名字，弗兰克喜欢平静的东西。

就这么穿着一条不合身的裤子，弗兰克来到了这个充满了烟尘味的城市。就穿这这套被虫子们啃过了三年的破衣烂衫，弗兰克怎么样看上去也不像中国的当局所期待的那幅战后最为伟大的摄影师形象，他们本来还可能期待着弗兰克的出场能够带给他们本国的艺术家们一些启示吧。”新摄影中的马奈(Manet，法国艺术家，被誉为印象派画风的奠基人之一)”，评论家珍妮•马尔肯(Janet
Malcolm)这么称呼他。在去年秋天的晚些时候，罗伯特•弗兰克许诺了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上展出他的作品集《美国人》中的全部作品。这是此书完成后，书中作品第二次被完整展出。

为了让场面看上去好看一些，一名年轻的干部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去给他买了一条裤子：腰围44码，腿长29码。

弗兰克已经老了。83岁的他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个随心所欲而不越法的年纪了，也犯不着为自己的那些怪癖感到不好意思。尽管他的作品能够买到数十万美元一幅，但是他看起来和纽约街头的那些酒鬼以及流浪汉们(Bowery
bum)也没有什么区别。在他的朋友眼中，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臭脾气老头子，就像茅坑里的石头一样。他很少接受采访。说话不多，吞吞吐吐，总以为自己置身世外。在他死前他想要来中国看一眼，”去走一条新路，”他说。”去面对一群不一样的人。”

不过这段路似乎对一位老人来说太长了。在他离开纽约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的健康状况就开始急剧下降。在开幕式上，他被要求致词。他走到主席台前，用一种哭灵的强调混杂着中欧口音开始讲话，就像是贝拉•戈卢西(Bela
Lugosi)扮演的吸血鬼伯爵一样。

“能够来到这里我很开心，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喜欢看这里的风景和这里的人。我爱这里，这是一片神秘的国度，”在团团的保安以及舞蹈演员的包围下，发言的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穿得像毛主席一样突然出现，开始对着邪恶的资本主义大放厥词。这让整个庆祝活动很快冷场下来，不过他很快就被警察给带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切，从我这个年纪的人的观点来说，我很骄傲我能够站在这里，而我更骄傲的是作为一位摄影师站在这里，”弗兰克继续说道，他的中国翻译省掉了”更为骄傲”的字眼。

发言结束以后，人潮蜂拥而上，数不清的镜头对准了他。他被逼到墙角，一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表情。

弗兰克开始变得有些晕厥，不过他没有拉住他妻子的手，而是抓着自己的裤子，就像晕船的水手死死抓住船边的围栏一样。几个人架着他把他带到了舞台后面的休息室，看上去这间休息室似乎是一个老刑房改造的，弗兰克坐在椅子上，好奇的打量周围的那些刑具。

弗兰克和他的妻子朱恩•丽芙(June
Leaf)——一位78岁的漂亮女人——需要重新调整一下他们自己。天气是如此的炎热，灰褐的空气充满煤灰的气味。这时我们离开纽约才刚刚十二个小时。他们水土不服，有些疲惫。中午他们和翻译一道安安静静的吃了一顿中饭，我就像那条破裤子一样形影不离的跟着他们。

这是一个用民房改成的小餐馆，放了五、六张桌子。柜台摆在一个角落里，另一个角落是水槽，还有两块大玻璃外墙，你能从里面看到公厕边的乞丐。弗兰克说这样的中国是一个混着牛马粪、汽柴油、雕梁画栋、早点铺子、梅赛德斯奔驰、数不清的自行车、混着沙尘的雨和交通的地方。除了钱币上的毛泽东，这个国家似乎再也不复那个红色年代的样子。

弗兰克的鸡汤上来了，用一个大腕盛着。他喝了一口，看上去很香的样子，然后又继续喝了几口。

在这里值得说明一下，丽芙之前说过，和一位大师生活在一起，你必须要忍受他的坦率直白(Honesty)。”和一个很坦率的人生活在一起有时是很痛苦的，”她说。”但是如果你能接受，你会发现生活的意义。”

直到弗兰克把他那碗汤给咕噜咕噜全部喝下肚，我才真正了解了她的意思。

突然，他的眼睛闭拢，从凳子上猛往后跌。他的脸色由苍白转为青绿，喉咙里传出征兆死亡低鸣。瓷勺从他手中摔落，摔碎在地。

大师去了，我瞬间呆滞了，注视着他耳边凌乱杂生的毛发。他的嘴唇松弛下垂，犹如大理石般一动不动。汤汁蹦溅在他的裤子上。他保持着这冷冰冰的死亡之势，在这汤馆里。上帝怜悯，还好没有人带着相机。

如果这个时刻我感到愉悦的话，为什么我会觉得羞耻呢？弗兰克为寻找更高层次的真相，一生都质朴而坦然。在他的艺术创造中，他多次将镜头瞄准自己的家庭，试图从生活的碎片里寻找新鲜内容。

在这个汤馆里，他的妻子并没有哭泣，一起相濡以沫四十年才会有这样的默契。歇斯底里是属于年轻人的冲动。我松开他的皮带，试着去摸他的脉搏，但没有感觉到。翻译赶紧叫了救护车。桌子被移开了。恐惧无声地在屋内蔓延，悄悄爬上了堂馆老板娘的面孔。必将有人为这鸡汤负责。

丽芙走到大师身边，作为他挚爱的妻子、忠实的女仆，她轻抚着他胡子扎扎的面庞。她矢志不移地深爱着他，从四十年前曼哈顿某个舞会他们坠入爱河的那一刻开始。

就像晕倒来得那么突然，大师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别碰我。”他气若游丝地对她说。

她的手缩住了，然后拿开了。

“坦率是难以忍受的”，丽芙说，”坦率是残酷的。”——这些话我后来才理解。Frank说在生活或艺术中，多愁善感没有容身之处，但它仍无孔不入，即使老人也被它影响。后来的某天傍晚，在昏暗朦胧的街头，我不期然地看到他在哭泣，那一刻我理解了他的话。

在现代摄影里，没有其他任何一本书比弗兰克的《美国人》更富有冲击力，这是毫无置疑的。它对美国风物和街头的描写忧郁、坚韧，书中的83幅摄影作品已经完全融入了主流社会。在北京地铁里就有一幅以书里照片所做的男士润肤露广告，那幅照片展现了一名穿着皮革的年轻男子模糊影像，他英俊，朝着某个未知的方向奔跑，皮肤无比柔润、不同反响。

但是，1959年《美国人》在美国本土首次发行的时候（它首次印刷是1958年在法国，因为当时没有美国出版社对它感兴趣），批评家们做了他们面对超出常规水准作品时常做的事：他们诋毁它，发行因此受影响，这本书的第一版只卖出了600本。

《大众摄影》杂志这样评价弗兰克的作品：”没有意义的模糊，粗糙的，灰雾的，倾斜的地平线，大面积的歪斜。”他们还评价弗兰克”是一个无趣的，憎恶收留他的国家的人。”

50年代正值美国二战取得胜利，国内经济发达，美国人自我感觉非常好。所有的杂志和电视都在推广美国的生活方式。爱国的、积极的生活是当时所推崇的。当虚构美化故事大行其道时，弗兰克这个多毛发的矮个子，这个欧洲的犹太人，带着他的35毫米莱卡相机，拍摄发怒的白人男子、生气的黑人小伙，严厉的南方女人，酒吧里的印度人，他拍摄纽约的街巷、扭曲的生产线、南方的种族分裂，画面充斥着辛酸、放荡和不满的情绪。

今天再看这些照片，没有什么是故意诽谤的，相反的，一切是那么正常。似乎弗兰克这能预言未来。汽车、唱片机——这些已经成了我们今天生活的象征，弗兰克这似乎在说，我们已经被我们制造的机器控制。在两棵棕榈树之间的汽车看来犹如一口棺材，后一页上是具躺在高速路边用毯子裹住的尸体，两者看上如此相似。大提琴手没有脑袋，而电视里的人没有身体。经历了三年公路旅行，弗兰克这在1955到1956年间拍摄了28000张照片，而这个天才从中挑选了83张，直插美国神话的心脏。

因为展现给大家他所看到的，弗兰克这多次入狱——在底特律因为和黑人结交，在小岩城涉嫌同情共产主义。在西孟菲斯，资助了他的行程的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来信，并没有给他太大帮助，某个戴着怀表的警长只给了他八分钟辩解的时间。

真正的美国并不是像媒体告诉我们的那样，即使是今天，这一点弗兰克这始终相信。下面这段对话发生在1955年，密西西比Port Gibson的一所高中前。

孩子们：你在这而干什么？你来自纽约吗？

我：我只是在拍照。

孩子们：为什么拍？

我：为了我自己，我只是在观看。

孩子们：你一定是共产主义分子，你特别像他们。为什么你不到街对面去看”黑鬼”的表演？

《美国人》寓言了10年后的性与民权的革命，当革命发生时，新一代艺术家们开始认可弗兰克这，所有曾经的负面的评价都被忘却。评判家们称弗兰克这是天才，称《美国人》是静止的电影，是没有情节的小说，是没有音符的交响乐，称弗兰克这用胶片抓住了人们的灵魂。

他的朋友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在这本书的导言里写道：

谁不喜欢这些照片的必然不爱诗歌。不爱诗歌的人直接回家去看骑着温顺马儿的牛仔.
罗伯特•弗兰克，瑞士人，谦逊的，友好的，用他小小的相机抓取发生在美国的忧伤瞬间，为世界制造着神奇的史诗。

但当弗兰克的天赋被认可时，他却把摄影放下了，他不想重复自己。5月，这个家伙来到了鲁道夫，并没有做任何成为人们关心谈论话题的。他停止拍照，开始制造奇怪的小电影。

丽芙说：”他改变了自己，有了新的开始。也许，会失败，会冒险，但他做了新的尝试，如果他依赖这本书生活，那便是打扰了他。

他的第一部电影《拔出雏菊(Pull MyDaisy)》(1959)被认为是新美国电影的开篇之作，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先锋电影，片中剧情由杰克•克鲁艾克(JackKerouac)撰述并朗诵

接下来是一系列自我学习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看着都挺累的。举个例子吧，在拍摄于1969年的作品《佛蒙特州的对话(Conversationsin Vermont)》中，弗兰克跟着他的两个孩子去他们的寄宿学校，并且在那里让他们点评一下他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和一个男人的失败之处。

在作品《家的演进(Home Improvements)》(1985)中，他又拍摄了类似的场面，不过这一次地点换到了他走在去看他在布朗克斯的一所精神病院里的孩子的路上：”帕布罗(Pablo)，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放弃的，”弗兰克的声音出现在画面中。在精神病院里，帕布罗•弗兰克的样子看上去痴痴呆呆，接近疯癫的边缘。当弗兰克离开那儿，我们再次听到他的画外音：”这对他意味良多，我所有的这些努力。不过我也不知道我能这么努力多久。”

弗兰克最有名的一部电影很少有人看过。一部摇滚电影，《萧乐蓝调(CocksuckerBlues)》，记录了滚石乐队1972年为了推广其新专辑《颓废大街(Exile on MainStreet)》一路麻痹在性与毒品之中的巡演。这张专辑也使用了弗兰克的作品小样作为其封面。

尽管批评家们写了很多的文章质疑这部纪录片的真实性，直接认为其大部分都是摆拍，但是弗兰克说只有和果儿们在飞机上性交的场面是摆拍的。鉴于他们在片中的表现如此淫乱，他们非常成功的通过法律手段制止了该片的商业上映。

“米克(乐队主唱，核心人物)很不高兴，”弗兰克告诉我。”他说’你把基斯(KeithRichards，乐队吉他手)拍得比我好看。’我说，’呃，他本来就比你有趣一些。’他们当时很担心，因为理查德在蒙大拿周貌似吃了官司还是怎么着，总之他们有可能再也去不了美国了。”

整部电影在美国的拍摄过程和毒品完全脱不开关系。给他们提供毒品的人是丹尼•塞莫尔(DannySeymour)，他是罗伯特拍摄电影时的助手，同时也是他的好朋友。这部片子完成几年后丹尼就去世了，很有可能死于谋杀。

弗兰克说他自己当时也不怎么靠谱，导致很多场景都没有拍下来。”我错过了不少。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摄影机里面装菲林。我也不在乎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拍下来了。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们找上我来为他们干活的原因吧。他们喜欢失控的事情。”

弗兰克一生拍摄了25部影片以及出版了若干书籍，但是他最大的成就永远是画册《美国人》，这是他的巅峰之作。他的作品展出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一天夜里他坐在他的作品面前对我说，无论是关于这本书还是他拍摄的初衷所有的人都误解了，当时我们周围只有积满灰尘的地板和吱呀作响的窗户。这些书中的作品都被放大到了一米见方(30″x 45″)，你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些颗粒，让作品显得平淡、单调，仿佛被抽干了灵气。

“这让我很惊讶，”他说。”这是一本很简单的书，真的。其实它什么也没有说。更与政治无关。这些照片什么也不关心。人们总是说其中充满仇恨。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出来，也从来没有感觉到。我只是随便走到某个街角，然后记录下那些有趣的人们。也许是的，我的观点很极端，但是这只是因为所谓的中庸让我感到平淡而无聊。”

“他们说这本书沉郁而悲哀。那个时候谈到摄影可没有这么高级。我们既不说沉郁也不说悲哀。事情是什么样就是是么样子。我没有任何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安排。当我去到南方的时候，只是单纯的被惊呆了而已。当时一切都很傻，很暴力。”

“不过现在再看着这些作品，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有什么好么大惊小怪的。”

这本书实际就是一份工作下的产物。可能你会觉得这些照片很亲切，但实际上它们就和他们的创作者一样充满德国式的冷酷与无情。他不会在停在佃农家吃一份午餐，也没有想过去打听那场葬礼埋葬了谁。”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我要不停赶路，”他回忆到。所以他只是呆在他的福特老爷车里，一路向西。

“我只和一个人说过话，”他说。”就是那个在离诺(Reno，内华达的离婚城，在该城居住三个月即等于宣告离婚)结婚的女人。她给她爸爸打电话说她在离诺结婚了，然后她爸爸马上挂了她的电话。”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本书迅速声名鹊起。在弗兰克之前，摄影的视觉核心永远是横平竖直的。照片的主题永远是显而易见的。你能一眼看出这张照片拍了什么，想要表达什么内容。弗兰克，这个阴暗的小个子男人却改变了这一切，他让颗粒成为长处，晦涩成为优点。他的照片是如此的一团乱麻，你不知道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或者去关注什么。

也许更重要的是，弗兰克改变了摄影，或许这才是摄影师应该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果大家都如同安塞尔•亚当斯那样去记录山河的壮丽，还有谁会想到要去这样拍摄？青山蓝天，皑皑白雪，它们有什么瑕疵吗？没有瑕疵。这就是瑕疵所在。弗兰克把摄影这一工具从风光摄影师和时尚摄影师的手中抢了下来，把镜头对准了那些生活困苦的变态，穿着围裙的家庭妇女，以及那些食不果腹的人群。生活不是青山与积雪，也不是香水与华服。生活是艰苦的，是可悲的，去日无多。生活应当是鲜活的，而不是冰冷的。就像珍妮•马尔肯写到的那样，弗兰克作为社会批评家的身份被抬得过高，而低估了他在摄影上带来的革命。

《美国人》一书中最为寂寞的一张照片也许就是全书的最后一张，拍摄在去往德州德尔里奥路上的那张照片。车停在路边，头灯还开着。让你依稀还能听到马达的轰鸣。后挡风玻璃那儿堆着一堆衣服。坐在副席的女士半闭着眼，奄奄一息、空虚疲惫的休息在一个未知的地方。不知道她身后的路打哪儿来，也不知道她面前的路往哪里去。她的怀里还睡着两个孩子。再仔细的看看这幅图片，你会发现没有人在开车。爸爸下了车，到不知道什么地方的路边去放松。

在副席的这位女士有一个名字：玛丽。他是弗兰克的第一任妻子，他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就把她的肚子搞大了。那个男孩是弗兰克的儿子，帕布罗；女孩是他的女儿，安德娜(Andrea)。这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在五十多年后我们再看看这幅照片，看看这位伟大艺术家的人生，看看他的成功，看看他的后悔和犯下的错。也许你会问，到底是谁在掌握这车轮。

清晨，太阳升起之前，这个古老的小城仍然笼罩在一片雾霭中，我在磕磕绊绊地石板路上走着,还在倒着时差。我要在街上见到的穿着蓝色工装裤一脸疲惫晕头转向的人是谁？那是罗伯特弗兰克，带着他的俄国制的LOMO，眼里含着泪。他拍了些快照,还录了一小段视频,直到他迈不开双腿.
后来我们进了一个小面馆，要了茶，土豆和酸汤面。

他告诉我他对他美妙的中国行充满了幻想。毫无疑问这是最后的一站。他谈起自我，他的成就与过失，和追求过程中的代价。”孩子们是我的遗憾，我很内疚”他说，无意识地擦拭着塑料桌上的污渍。

在他1947年到纽约之前，如果他没有追随抽象派画家威廉姆.德.库宁，也许他的人生哲学不是那样，也许那样对他的孩子们事情会好一些。然而,这只能成为一种追悔,在他的旅行和作品中浮现。

“那很不一样。我们没有托儿所或幼儿园这样的地方。你什么都要自己做，并要尽力做到最好。”

弗兰克说他经常在他自己位于东三街的公寓里，凝视德库宁的画，欣赏作品更欣赏艺术家本身。”抽象派，不是用画笔而是用他们的精神来作画。”他说，”率真的自我的天才的一生。他只有一个炉子，一个冰箱，一个画架。他可以只穿着内衣而整天去与那些画布较真。这些是如此的吸引我。他让我意识到要去承担生活中的风险。为了艺术上的自由，你不得不去抗争并忍受为这付出的一切。”

这一幕并没有影响到沃克•易文斯(WalkerEvans)。在弗兰克之前,他是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师。是弗兰克的推荐人。是易文斯帮助弗兰克获得古根海姆(Guggenheim)的资助,支付他的横穿美国拍摄的旅行费用；是易文斯教他一张好的照片是冷漠不带任何感情的；是易文斯为他的《美国人》写序，虽然弗兰克将它卷起来扔到一边，因为它读起来就像篇学术论文。同样是易文斯，在他拍摄钢厂的照片时，不愿意让他的助手知道他的拍摄想法而让年轻的弗兰克坐在汽车里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是我的朋友，但他很自以为是。”弗兰克说。他像个英国人那样自命不凡。教养对他非常重要，适当的教育和社交群。

“他曾在医院接受外科手术。我问我是否可以去探望他。他最终同意了但不让我的朋友去。’是谁呢？’我问。’艾伦•金斯堡(AllenGinsberg)，’他说，’我不喜欢那个人。’”

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弗兰克渐渐失去了他的家庭。他最后的工作交织着失望和愤怒。老照片和胶片和新的混在一起，好像他曾经想要预言什么。他的70年代和80年代宝丽来相片被刮坏，似乎他曾试图毁坏它们。他这段时期的作品充满着情绪，有一种审美上的混乱，也许他最好的作品就在里面。坚硬，冷酷，猛烈，真实。

在1989年出版的《掌心(The Lines of My Hands)》中，他写给他成年的儿子：

生日快乐帕布罗, 我们度过了一段多么艰难的日子，我不能承受，对我来说太残酷了。那是一个三月，雨拼命地下着，我给你一张去亚利桑那州文斯洛(Winslow)的单程票。你说你想看流星——从夜空坠下。我只说了句祝你好运，然后驾车离去……

弗兰克自己的父亲，亨利，是一个德国犹太人，一战后移民到瑞士，在那里，与一个富有的商人的女儿结了婚。那是非常严厉，不快乐的童年。父亲期望成为室内设计师。但最终只是个收音机销售员，与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虚度光阴。二战期间，亨利。弗兰克带着全家逃离集中营。
这段经历留给弗兰克关于苦难的理解，唯一能让年青的弗兰克从那阴郁的环境中抽离的便是摄影，当时他在苏黎士做学徒。战争结束后，他骑着摩托车，动身前往巴黎，最后到达美国的格林威治镇。

罗伯特耳濡目染的欧洲犹太人的价值观终于被扔到一边并被自我专注所取代。这一点在他的孩子们身上也有所体现，他说。他的女儿安德娜，21岁的时候在危地马拉死于一次小型飞机失事。他的儿子帕布罗，在1994年自杀前一直沉迷于毒品，并患有精神疾病。

“我希望我曾给过他们什么。”弗兰克说。”他们的犹太血统或别的什么。”他又要了一杯茶，一只手拍着快照，他的妻子在他们的小厨房里，到处都是盘子和锅。

我们都认为，那是美国生活荒谬和致命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在美国不受任何道德风俗约束地选择任何他想过的生活。他可以生活在瑞士或中国，但他必须表现得像一个瑞士人或中国人期望的那样。在美国你可以不顾所有这些旧习而随心所欲的生活。但如果你不用旧的秩序替换掉新的，这种自由泛滥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非常内疚。”弗兰克说，手掌在裤子上摩擦着。

短暂沉默之后，他对我说：”你可能战胜生活，但你不能控制它。”

罗伯特。弗兰克拍过秘鲁的印地安人，威尔士的煤炭工人，伦敦的银行家。他去过一个人可能想去的任何地方， 但是他知道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他的植入的金属膝盖已经生锈闭合，血压也很低，几年前还得了心脏病。回忆也开始伤害它。当回忆涌起，他痛苦的表情就像被一把石头砸中一样。他开始做一些模糊不清的梦，关于手足相残，出卖灵魂，追求金钱时所做的种种妥协。他回想起他在瑞士不快乐的成长，那没有爱的家庭。一个心怀艺术梦想却永远没实现的父亲。他的孩子们。法国的摩托车之行。金斯堡，凯鲁亚克，伊文思，以及那些长日的痕迹。中国之行也一样，消耗着，或者丰富着他的生命。